漂在中国的乌克兰杂技演员：体操曾是我的一切，现在我想成为广场舞冠军：

对于詹娜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留在当地可选择的工作并不多。

来自乌克兰的杂技演员詹娜坐在化妆镜前，捧着一个巨大的眼影盘，熟练地将黄色、绿色和蓝色的眼影依次涂抹到眼睛周围——这是位于河南洛阳市中心不远的一家剧院式演艺俱乐部内，詹娜正在做着上台前的准备。每天晚上9点，她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
俱乐部的后台略显局促，不过几平米的地方，挂满各种颜色和款式的演出服，靠墙的两张桌子摆满了化妆用品，桌子下面的储物柜也都塞满演出必备的道具。
装扮完毕，詹娜从幕后走到台前，整个人被布满亮片的紧身衣包裹着，发髻和妆容一丝不苟。圆形舞台周围是俱乐部数百人的观众，一片嘈杂声中，灯光亮起，打在詹娜的身上，也打在她前方从七米高空垂下来的绳子上。
一个前翻亮相后，詹娜一口气爬到绳子最顶端，倒立、空翻、高空旋转、坠落，再陡然用手抓紧绳子——所有动作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每一个危险的动作之后，台下总是掌声雷动。
凌晨两点是詹娜下班的时间，她会摸摸胳膊上酸疼的肌肉和手上的老茧，结束当天的工作。
“体操曾是我的一切”
酸痛和老茧对詹娜来说并不陌生。

她出生在1996年，那是苏联解体后的第5年。当时，体操在独联体国家仍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运动——1952年到1992年期间，苏联女子体操队几乎囊括了奥运会和世界体操锦标赛所有的团体冠军。
和当地很多女孩一样，詹娜4岁就练起了体操。她对液态青年回忆，“妈妈每天带我去上课，开始每天学习半小时，后来变成每天一小时，再往后，要想练得好，每天要训练四五个小时。”
疼痛是儿时经常伴随詹娜的一种感受——一种是身体上的，“体操对柔韧性、肌肉强度以及体力要求极高，抻筋的疼，肌肉承重的疼，以及训练受伤的疼”；另一种是心理上的，詹娜对自己的亲生父亲没有太多记忆，“他很早就离开了我的妈妈，我的成长中没有父亲。”她也记恨过母亲，“因为她总是会逼着我去训练。这种感受一直伴随到我成年以后”。
詹娜由妈妈、外公和外婆一起抚养长大，“那个时候体操是我的一切，甚至一度比学校里的功课更加重要。”詹娜的梦想和那个时候的很多乌克兰小女孩一样——成为一名体操运动员。
为了这个梦想，她曾在家人的带领下去乌克兰各地参加比赛。参加比赛需要花很多钱，“要买漂亮的比赛服，要负担路费以及食宿，但当时家里条件不好，妈妈靠着打各种零工来维持家用。”
由于体操运动需要高强度的训练，想要走专业路线更是得四处打比赛，参加比赛的费用则全部需要自费，詹娜那一批女孩渐渐有很多人放弃了这个项目。到了十几岁的时候，詹娜也逐渐放弃了体操，转而投身杂技工作，“想成为体操运动员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成本太高了，当杂技演员可以早点找到工作，帮助家里。”
那之后，她辗转各地的马戏团工作，去过乌克兰的很多城市，也曾被短期外派到德国，工作辛苦，但工资不高。即便是后来到了乌克兰的国家马戏团工作——那已经算是乌克兰最好的马戏团，月薪也还不到2000元人民币。
“我需要租房子，需要买菜做饭，一个月下来几乎剩不下钱”，詹娜说，她的妈妈再婚后，又生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我非常想帮助妈妈，但没有办法。他们还在哈尔科夫（乌克兰东北部城市）生活。”
这样工作几年后，2019年，一个在中国工作的前同事问詹娜要不要过来工作，地点在青海西宁，合同期限是半年，薪资是8000元，由公司提供宿舍。在此之前，詹娜只去过德国，是跟着马戏团去表演，中国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十分遥远而神秘的国家。
“拿到了四倍的工资”

那一年，詹娜22岁，她慎重考虑后决定接受前同事的邀请。
刚到青海西宁的生活，让詹娜不太适应——当地很多菜都放辣椒，“前三个月我不会说‘不要辣椒’，胃疼了很久”；她时常想念自己的家人，“我开始来的时候手机很旧，是一部三星的老款手机，很少和家里联系，直到发了工资，买了一部iPhone 4，才能时常和家人联系。”至于旧手机，詹娜托回国的朋友带给了自己的妹妹。
詹娜来中国的前一年，乌克兰人已经已经开始大规模向海外劳动移民，中国只是他们探索的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
苏联解体后，由于乌克兰政局长期不稳定，经济发展也常常受限，尤其在2004年的橙色革命以及2014年的乌克兰亲欧盟示威活动后，乌克兰整体的GDP甚至不到苏联刚解体时的70%。
与此同时，乌克兰年轻人开始大批流向海外。根据乌克兰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自 2010 年以来，约有 400 万乌克兰人离开乌克兰后没有返回，几乎占总人口的 10%。”
没有好的工作和体面的薪水，是乌克兰年轻人离开本国的最主要原因，也是詹娜当时决定离开的主要原因，“在西宁工作，公司给我们提供很大的住房，离俱乐部很近；薪水也变多了，我可以寄给家里，帮助母亲。”在中国履行半年合同后，詹娜选择继续留在中国。
西宁、郑州、南宁和洛阳，詹娜先后在很多城市工作过，薪资也从最初的8000元，慢慢涨到1万3千元。她告诉液态青年，新冠疫情期间没有演出，复工后老板还给他们多发了工资，作为补贴。
而她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北京、上海、郑州、扬州、无锡等地都有来自乌克兰的杂技演员，其中一些去往南方知名马戏团的，自称能拿到两三万元的薪资。
在詹娜收入几乎翻倍的这三年里，乌克兰的物价一直在上涨，而货币格里夫纳却在贬值。“和很多独联体国家一样，人们早就习惯了发下工资，先换成美元，需要用的时候再换成当地货币。”詹娜说。
“我需要工作，也需要钱”

2021年不断反复的疫情，让詹娜回国探望家人的计划一再搁置，“我整整三年没有回家了，两年前刚想回去，就爆发了疫情，”詹娜说，“如果说想家，我现在会比在中国的任何时候都想家。”
幸运的是，这一年，回不去家的詹娜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小家。
今年年初，结束排练后的詹娜在一家超市买东西时，微信支付出现了问题。排在队伍后面的一个中国男人，主动提出帮助她。
几个月后，这个高大的中国男子成为了她的丈夫。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找个外国人，本来我想在中国工作几年，然后回到乌克兰找个乌克兰男人结婚生子。”詹娜说，直到遇见这个西语名叫阿方索的中国男人。阿方索是个翻译，精通西班牙语，常年在拉丁美洲、非洲工作，因为疫情留在了洛阳老家。
眼前这个乌克兰女孩让阿方索觉得很特别，“虽然她比我小了整整10岁，但却思想却非常独立和成熟。她帮妈妈分担家庭费用，帮着妹妹付房租，给弟弟们买玩具，而自己却很节省，会自己在家做饭，买打折的衣服，虽然也有环游世界的梦想，但目前也只去过泰国旅行。”
阿方索记得，他们刚认识的时候，詹娜回到家总会默默把当天账单AA转给自己。“她说如果我不收，下次就不会出去，”阿方索说，“这也证明詹娜看中的是我这个人。”
相处过程中，詹娜也渐渐发现，看起来满身肌肉的阿方索竟然什么家务都会做，“在乌克兰，女人要工作，要带孩子，要做家务做饭，而男人很少会操心家里的事。”后来，她发现，阿方索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一个样样都行的爸爸。每次带着詹娜回家，阿方索的爸爸都会做一大桌子饭菜招待，而阿方索的妈妈更多时候是像个少女一样称赞自己的丈夫。
阿方索一家非常理解并支持詹娜帮助自己的家人，并提出过要直接帮助他们，但被詹娜拒绝了。
最让阿方索担心的是詹娜的工作。“虽然我常年健身，但我手上的茧子都没有詹娜的多”，阿方索说，常年无防护的高难度表演也让詹娜受过很多伤，“有一次她高空旋转的时候，肩膀受了很严重的伤，我常带着她去找中医做康复。之前在西宁工作时，没有暖气，演出服又很轻薄，詹娜落下了背疼的毛病。”即便到了现在，天气一有变化，詹娜还会常常背疼。
阿方索多次劝詹娜找一份轻松些的工作，但詹娜一直拒绝，“我需要工作，也需要钱。”
成年以后，詹娜越来越能理解当初妈妈的选择，让她训练，就是要让她有一个吃饭的傍身技能。每个月一发工资，詹娜就会把大部分寄给母亲。
“乌克兰物价上涨得很厉害，面包牛奶物业费都需要钱，我的妹妹明年就要上大学了，我希望能够帮住她。”现在最让詹娜感到操心的是，乌克兰天气已经很冷，而今年由于欧洲遭遇能源危机，暖气费上涨了30%，让很多人很难支付。
“我可以帮助妈妈，但我们国家还有很多老年人，经济这么不好，谁来帮助他们？”
“我现在的梦想是成为广场舞冠军”

乌克兰老年人的生活让詹娜感到恐惧，“他们不是坐在家，就是静静地坐在外面，好像在等着死亡降临。”

“对于一个死亡率是出生率两倍的国家来说，从长远来看，年轻人出国工作将成为一个大问题。”乌克兰人口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埃拉·利巴诺娃说，“这个国家的老人将会越来越多。”
但对于詹娜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留在当地可选择的工作并不多。2019年詹娜离开乌克兰时，全国的失业率为9.2％，绝对数字是160万人。困难的经济状况也影响了当地的工资水平。
“在乌克兰，绝对不可能拿到现在的工资”，今年十一国庆节期间，詹娜依旧在工作。阿方索带詹娜回到父母家吃饭，饭桌上，一家人看着国庆节的特别节目，阿方索的爸爸还跟着唱起了歌颂祖国的歌曲。
詹娜想起不久前的8月24日——乌克兰独立30周年，她在网络上看了乌克兰的阅兵式，“虽然我的国家工作机会很少，收入也很少，但看到我们的军人走在独立广场上，我依然非常激动，它永远都是我的祖国。”
由于乌克兰的疫情仍然严重，詹娜回国的计划依然被搁置着。她希望能让自己的家人来中国看一看，“我的妈妈常在电视和画里看到中国，然后和我说一定要来看看。”她也期待着等到疫情稳定后，能有个蜜月旅行，“很想去三亚看海，也想去北京。上次到北京办证件只待了半天，还没有去过故宫和长城。”
一个月前，詹娜和阿方索开始录视频并发布在各个视频平台上，一方面是想给家人看看她在中国的生活，一方面也是希望介绍中国和乌克兰文化的差异，认识更多的朋友。
在中国的多家俱乐部工作三年后，詹娜已经习惯了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生活。她和阿方索计划未来两年要一个混血宝宝，“他（她）出生就会讲英语、俄语、西班牙语、乌克兰语和中文，因为他（她）的爸爸妈妈就会，”说到这儿，詹娜在电话那边笑出声来。
至于她自己，詹娜说，她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工作，为未来的孩子也能存一点钱。“杂技演员早晚有一天，会离开舞台和那些喜欢自己的观众。”
“以前我的梦想是做体操运动员，参加比赛，成为冠军，但现在我希望让我的家人开心”，詹娜说，她现在的梦想是，和丈夫在中国好好生活，慢慢变老，“等老了就去跳广场舞，一起成为广场舞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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